出海，艰难的选择｜微观视界
谢泓/文 长久以来，土地观念深植于农耕文明，塑造了中国人的价值观。对于安土重迁的中国人而言，每次迁徙都意味着痛苦而艰难的决定。
(资料图)
但即便再难，在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周期里，对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来说，出海正从“可选项”变为“必选项”。而且，企业走出去所承载的除了自身的发展，还有促进时代发展的任务。
历史上的人口迁徙与出海
在中国古代中央集权模式管理下，同一皇权、同一文化、同一制度、同一天下，从纵横的阡陌再到南北贯通的河流，律动着一个国家各种要素的供给。百姓生于这片土地，死于这片土地。以土地为核心的生活与生产、生态与文化、繁衍与传承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缓慢展开、形成闭环、自成体系。
形成闭环的文化有其保守性。因为文化是过去形成的，越是稳定的文化体系，越是难于展开新的未来。文化的改变来自环境的改变与新战略的牵引，在执行新战略的过程形成新事实，也因此塑造新的文化。
从中原到南方，或为避开中原战乱，或为开拓新的边界，中国人以举族迁徙的方式，经过三转、五转去到南方，并随着河流所冲击的新平原，拓展了他们的土地。
南方没有战争纷乱，人口繁殖快，但土地逐渐供给不足。约从明朝开始，南方就开始了具有世界近代意义、颇为艰辛的中国人离乡背井下南洋谋生的历程。据载，在鸦片战争之前，中国人在南洋的人口已经有150万之多。当时的南洋，多数已经成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。
中华帝国的土地文明与欧洲国家的海洋文明交汇点就是南洋，即如今的东南亚。广州十三行的章程源自福建厦门商会的章程，而福建商会的章程来自郑成功在南洋所开办公司（主要是与西班牙人做生意）的章程。在新加坡的南洋商业史记载中，南洋华侨的商业鼻祖是汪直与郑芝龙。
恰是在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交汇的夹角中，产生了汪直与郑芝龙集团。郑芝龙集团在南海的船队达3000艘之多。如果从近代文明的角度看，中国参与世界大航海历史的，就是郑芝龙与郑成功的船队。
清朝政府为了断绝郑成功集团的财路，在东南沿海地区实行迁海令，要求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，并将房屋全部焚毁，不准沿海居民出海。迁海令最负面的效果是使中国失去对东南亚的影响力，华人不再以商业的形式出现在东南亚业务中，而是打工与谋生。哪怕后来华人在所在国家获得经济与政治地位，却已经与中国没有瓜葛。
土地文明与海洋文明，农业文明与商业文明，政治与经济，在文明交汇的缝隙中得不到融通，彼时以陆地为尽头作为国界的思维，使中国彻底丧失了融入近代商业文明的机会。汪直曾经建议明朝廷开放海禁，建立海外贸易体系，他愿意组织海上贸易，为朝廷效力。他认为，如果朝廷继续海禁，会损害社会利益，并引发海寇造乱。
近代中国人下南洋，更是一段悲壮的历史。一是鸦片战争后，中国以劳工形式向南洋的欧洲国家殖民地输出劳动力；二是抗日战争爆发国人流亡南洋。历史上下南洋的以福建闽南人居多，不但迁徙人口最多、分布国家广，而且最终的社会成就高、乡土意识非常强。
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，各种物资、侨批纷至沓来，救人水火。著名侨领陈嘉庚，就是最为杰出的华侨代表，支持国家抗战，支持国家建设。纪录片《南洋机工》就记录了陈嘉庚号召华侨子弟，作为技工协助开辟中缅通道生命线，补给中国物资的历史。他们都是技术工人，驾车、修车、修机器，来了3000余人，回去约1000人，留下约1000人，死了1000多人。很多华侨子弟来的时候只知道中国叫唐山，是祖国，其它都不清楚，就可以为祖国赴汤蹈火。
“热爱祖国、情系故里、吃苦耐劳、勇于开拓、笃诚守信”，守望相助、仁义礼智信，就是华侨的文化根基。从事商业活动的华侨，是儒家文化与商业文化交汇的遗产。
“一带一路”与企业出海
因为华侨与改革开放，中国的东南沿海最早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。广东人是坐商，把产品做好，等客户上门。浙江人是行商，走遍万水千山。福建介于浙江广东之间，福建人行到哪里坐家来，既是行商，也是坐商，既有商业文明流动的特点，又有农业文明落地生根的文化。
我曾跟一位在广东创业20年的福建籍创业企业家交流。他说，福建商人对商业敏感，商业敏新。他们知道哪里合适发展，要不当年就不会到广东建立十三行，也不会下南洋，去全世界国家做生意。他说，未来民营企业的机会在东南西亚。
这位企业家今年初考察他在印尼的工厂后，决定去印尼发展。他去到印尼时，警车从海关帮他开路到开发区。他说有警车开路40分钟可以到达，没有警车开路，需要3个小时。当地官员告诉他，他是投资商，是企业家，是给当地带来投资和就业的，他的时间最有价值、最为宝贵。
企业家参观了热火朝天的雅加达港口开发区，内心涌现两句话：“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”。他觉得生命不能被浪费，应该响应国家倡议，下南洋，参与“一带一路”建设。他在离开前的广州告别宴会上的口号是：“为国出征再战三十年！”
上月底，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在广州组织了一场“广东制造扬帆出海企业家座谈会”，将今年春节以后，陆续出国考察归来的企业家聚集在一起，互相交流各自国外考察的情况，拼出一幅世界经济考察图。
总体而言，大家对接下来的外贸形势感觉并不乐观。中美贸易摩擦问题还在持续发酵，欧洲经济下滑很快。因为地缘政治博弈，欧美国家意图将制造供应链迁出中国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快速增长的外贸业务会受到遏制。
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，大概在2018年以后，珠三角就有很多企业陆续投资东南亚，以信息产品、电器产品为主，当时投资的目的是避开美国加增的关税。而今天，民企参与“一带一路”建设，投资东南亚，已经不仅是关税问题，而是地缘政治问题、全球供应链问题。一些在中国的欧美市场供应商企业受到明显压力，也有一些受到供应链订单影响的企业，不得不考虑出海投资。
参加座谈会的企业家对企业出海有不同看法：一是虽然中国统一大市场还没办法整体启动，但相信中国应该会成为全世界最大市场。二是国内供应链的优势，不仅产业门类齐全，而且基础设施配套完善。三是东盟十国总面积也就449万平方公里，人口也就6亿多人，而且分散在众多岛岸之间，不可能形成真正的规模优势，要全面替代中国制造的供应链，没有可能。
广发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博士认为，欧美及日韩企业走出去，与当下中小企业走出去，性质完全不同。欧美及日韩企业产业转移，是主动性的产业转移，是品牌企业、大企业的对外转移，是有规划有政策配合的产业转移。中国企业现在投资东南亚，主要还是为了订单而转移，不是站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角度去做资源配置。
基于世界银行的数据，沈博士指出，2020年中国人均消费支出只是美国的9.4%、日本的18.5%。把中国人均消费水平提上去，中国就是全世界最大的统一市场。当中国市场成为世界最大的单一国家市场时，“一带一路”对外投资主要为中国市场服务时，才能真正感受中国对外投资的力量与价值。
对外投资，必须有母国的背书与服务，母国的文化与价值观，母国的资本与市场服务。美国有一位政治人物曾讲，只有美国的才是全世界的；或许讲，只有华尔街的才是全世界的。
最近，《瞭望》周刊发表一篇文章《“合成营”护航企业走出去》，提到日本对外投资的服务，形象比喻“日本在布局国外市场时，供应链会跟金融、物流、法规等一起打包进入。就像是提供了一个国家级的旅行箱，装满了所有所需要的工具，而日本企业家只需要开包即用。”
文章还讲到，中国的汽车、摩托车很难在印尼打开市场。举了一个例子，因为顶层设计的机制，在印尼买日本车，首期按揭5%即可，而中国车要20%。
笔者通过投资泰国的企业还了解到，日本与泰国有国家间的借款协议，但重点支持日企在泰国的融资与发展，其实那是日本“安倍三支箭”所超发货币的对外输出，也是顶层设计的机制。
中国政府对于经济事务的管理与服务，是属地化管理。中国民营企业出海，没有了政府的服务与背书，就会纷纷变成“港资”与“新资”，会逐步失去对母国的认同感。
与此相对，“港资”有香港贸发局，“新资”有淡马锡提供的工业园及融资各种服务，日本有贸易振兴机构与商贸集团提供的商贸、情报、产业和投资相结合的配套服务。JETRO就是日本的贸易振兴机构，在全世界56个国家设立74个办事处。日本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，业务机构遍布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对所在国家的文化、供应链及产业都有深度了解。
那中国企业出海，究竟是基于机会还是基于国家战略？
企业出海与全新人类文明的探索
在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，通过汉民族的迁徙，扩大了国家版图，也通过家族迁徙的方式，给落后地区带去了先进生产力。安土重迁民族的迁徙，是土地的延伸，为了生存、发展与传承。
古希腊文明起源是商业文明，由于没有河流所灌溉的肥沃土地，他们必须在商业的流动中获得财富：从地中海到大西洋，从大西洋到大航海。因环球旅行建立了对世界全新的认知，理性主义推动了科学发展，启蒙运动推动了全新世界观的建立。
与中国商业体系从一开始就附着于皇权与官僚体系不同，西方的商业体系一直是独立的存在，有自己的话语体系，包括理论认知体系、商业伦理体系以及与政权的互动设计模式等。它有其配置资源的方式，哪个国家配置资源的效率更高，就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与优势。
过去几百年是西方商业文明崛起的几百年。中国却因为根深蒂固的农业文明而绝缘了跟海洋文明的交融，陆地的边界阻止了商业的流通与文化的互动，但它却阻止不了工业文明对于农业文明的降维碾压。
相对于西方商业文明，中国社会的生产资源配置方式往往以权力为中心，这在清末的洋务运动的开放实践中证明它的低效与缺乏竞争力。改革开放让中国彻底融入现代商业社会，市场的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发育，让中国社会焕发生机。从量变到质变，诱发了全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。
在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周期里面，由欧美所主导的全球结构做出调整与改变，深度嵌入到西方体系的企业就会面临是否出海的选择。但显然，中国当下的重心是建立自己的全新的经济结构，也就是中国经济的四梁八柱，并在制度的顶层设计上做出安排。
在新结构建立初期，它所考虑的是有和没有、稳不稳定、安不安全的问题，而非效率问题。民企出海的问题，还没有体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设计中。如果有，就是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提出以及对于国际经济外循环的参与。
民企在这其中的重要性如何、如何参与、如何发挥作用，外循环与内循环如何发展才能相得益彰，如何发挥国企与民企在“一带一路”建设上的协同效应，民企的出海投资如何体现国家的对外关系与经济战略，国家怎么形成支持民企参与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政策体系等等，或许都需要规划。
民企出海已经不是中国历史上氏族、家族方式的迁徙，不是农业国家农民的迁徙，而是产业与产业链。它具有中国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建设、参与人类新商业文明探索的一个全新的社会实践。它的核心不再是土地及农耕技术，而是资本与产业。
当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超越其陆地国土的边界而进入全世界版图时，古老农业文明的大江大河终于汇入世界商业文明的大洋大海，去铸造具有中国元素的全新人类文明；那也是思考我们的社会管理模式、经济发展服务模式，如何随着新的文明形态的出现而建立新的观念、制度与文化的时候了。
笔者认为，所谓投资，不是资本的输出，而是文化的输出、管理的输出与产业的输出，没有文化输出的投资就是投机。中国“一带一路”建设，底层文化是什么；中国民企出海，文化根基又是什么？
显然，对于我们的企业而言，它就是一项商业投资，由市场决定成败。但对于国家而言，它应该成为国家战略，体现国家的某种意志。但同时，出海企业的竞争力，也是国家产业竞争力的体现；它们的整体形象，也代表了我们国家的形象。
中国改革开放仅是开始了我们对于工业文明的融入，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参与。但在今天，当我们企业投资出海、参与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时候，它代表着我们开始离开我们的土地，进行着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迁徙，不是历史上的人口与土地的被动迁徙，而是以主动姿态走出去的产业与文化观念的迁徙，是对于中国文化与经济发展格局的全新构建。
这个进程必然与西方所进行的全球贸易、殖民扩张不一样，应当是充满建设性、和平、多元文化的交汇，是对于人类文明共同体与人类新文明的探索。而曾经形成于农业文明的天下观，也应升维到基于全球化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观。
中国企业出海，我们准备好没有？是否启航！
（作者系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）
